于晓东要出书了,消息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传开的时候,说实话,第一反应不是羡慕,是“真的假的?”——不是怀疑他写不出来,是怀疑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
晓东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在一家设计公司做项目经理,跟“作家”这俩字八竿子打不着,他出书的念头,源于三年前一次酒后闲聊,我们抱怨职场油腻、生活重复,他忽然说:“我想把我们家三代人,从山东农村到城里扎根的那些事儿写下来,就给我自己,还有将来的孩子看。” 我们当时都举杯,说“写,必须写!”,心里却觉得,这大概又是无数个被酒劲催生、最终会被琐事淹没的念头之一。
没想到,他真动了笔,而且是用最笨的方法:每天早起一小时,在手机备忘录里敲几段;出差的高铁上,别人刷剧他打开文档;周末陪孩子上兴趣班,他在教室外的长椅上用纸笔记下突然闪回的童年片段,没有书房,没有整块时间,更没有所谓的“灵感迸发”,他写他爷爷如何在饥荒年代用一把黄豆换回一本《三国演义》残本,写他父亲高考前在煤油灯下冻裂的手,写他自己刚进城时,因为口音被客户嘲笑后,躲在消防通道里一遍遍练习普通话的傍晚。
这些片段他偶尔会发在朋友圈,不分组,可见范围是“全部”,没有精心雕琢的文案,有时就一句话:“今天写到这儿,想起老爷子了。” 底下有零星几个赞,几条“加油”的评论,这大概是他写作生涯最初的全部“流量”和“反馈”,很寂寥,但很真实。
大概写了快两年,攒了有十几万字,他鼓起勇气,把稿子发给了几个在网上找的、看起来正规的出版社邮箱,石沉大海是常态,唯一收到的两封回邮,是礼貌的拒绝:“题材小众,市场前景不明朗。” 还有一封更直接,问是否需要自费出版的“合作模式”。
那段时间他挺消沉的,有次吃饭跟我说:“是不是我写的东西,真的没人想看?” 我反问他:“你当初为啥要写?” 他愣了一下,说:“就是觉得,那些人和事,不该被忘了。” 我说:“那不就结了,你又不是为了成为畅销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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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来得很偶然,他公司楼下的咖啡馆老板,是个文艺中年,偶然看了他存在手机里的几篇文章,红着眼眶说:“老弟,你这写的就是我爹妈那辈人啊。” 老板有个朋友在本地一家专注于本土文化的小型出版社工作,就这么牵上了线,那家出版社规模不大,但编辑很认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很粗粝,甚至有些地方语法都不太顺,但里面的感情是真的,像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有劲。”
出版过程远非一帆风顺,没有预付版税,首印数只有3000册,版税点数也不高,编辑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有些地方需要重写,晓东为此又熬了无数个夜,封面设计来回改了七八稿,为了选纸和印刷成本,他也跟着跑了几趟印刷厂,第一次知道“克重”、“锁线胶装”这些术语,最现实的问题是钱,虽然不用“自费”,但出版社资源有限,宣传几乎为零,他得自己想办法。
这个设计公司的项目经理,开始学着运营一个只发读书笔记和家族旧照片的社交媒体账号;联系了家乡的文史办公室和两家独立书店,磕磕巴巴地谈能否做一场小型的分享会;甚至厚着脸皮,把新书信息群发给了所有微信好友,附上一句:“这是我的孩子,麻烦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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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上市那天,没有鲜花掌声,没有媒体采访,他在我们几个朋友的群里发了个红包,封面写着:“出了。” 我们纷纷下单,写下可能是那本书最初几条、也是最用心的买家评论。
上周末,我去他家,那本不算厚、装帧朴素的书,就放在客厅茶几上,他女儿正指着封面上的老房子插图问:“爸爸,这是哪里?” 晓东拿起来,摩挲着封面,对我说:“现在回头看,过程挺‘土’的,一点不传奇,但拿到实物这一刻,感觉……值了。”
我翻着书,里面还有一两处细微的排版瑕疵,但那些带着毛边的故事,那些未经充分打磨却扑面而来的生活细节,比许多精致完美的文字更让我触动,于晓东的出书之路,大概是最不“攻略”的一种,它没有爆款标题,没有流量密码,没有捷径,甚至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供复制,它有的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执拗,一种“我想留下点痕迹”的朴素冲动,以及面对冷眼、拒绝、琐碎和孤独时,那一遍遍“再试试”的平凡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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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书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畅销榜上,可能最终大部分会安静地躺在一些亲戚朋友和少数有缘读者的书架上,但这或许才是大多数人出书最真实的样子:它不是人生的高光时刻,而是一个漫长的、与自己较劲的过程;成果未必辉煌,但完成本身,就是对记忆和存在的一次郑重确认。
如果你也想写一本书,别被那些“速成”、“爆款”的攻略吓住或带偏,或许可以像于晓东一样,先从写下第一个真实的句子开始,哪怕它只为照亮自己房间里,很小的一片角落,真正的出版,有时候不是走向喧嚣的广场,而是为自己点一盏不灭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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